载于《学海》2013年03期
内容提要中国中产阶级迅速成长，但如何定义和划分中产阶级，却成为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考查了西方中产阶级概念的源起和当代新中产阶级概念的内涵，以及中国人对中产阶级概念的理解，参照西方中产阶级划分标准，结合中国社会现实状况，设定划分中国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的三个标准，并采取2011 年CASS－ CGSS 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估计了中国中间阶层和中产阶级的规模。
关键 词 中产阶级 中间阶层 中等收入群体 阶级划分标准
在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着中产阶级，并且其数量在持续增长，这几乎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大量的媒体报道、市场分析报告和学者专家的论述，对这个群体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描述分析，“中产阶级”成为中国民众所熟悉的词汇，媒体和学者也热衷于对此进行讨论。然而，至今为止，不论是学者专家还是社会公众，都未能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概念界定达成一致意见。到底什么样的人算是中产阶级?成为中产阶级要达到哪些基本条件?目前到底有多少人是中产阶级?这似乎是一个辩解不清的问题，但又是必须进行解答的问题。笔者对中国中产阶级现象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研究观察，也多次尝试提出中国中产阶级的分类框架和划分标准①。
笔者发现，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中国中产阶级经历了由萌生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期间，这一群体的主要构成有所变化，人们对它的认知感觉和概念界定在不断改变，划分中产阶级的标准也不得不随之不断调整②。中国中产阶级的这一成长过程目前仍在进行当中，但现阶段中产阶级的主要身份特征开始稳定下来，其构成成分也日益明确，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对中产阶级提出更加明确的概念界定和划分标准。
不过，对于还处于成长过程中的中国中产阶级，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发达社会的中产阶级划分标准，而应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根据中国中产阶级目前的发展状况，提出相应的分类框架。基于这种认识和以往研究结果，以及对各类社会人群的个案访谈，本文试图确定划分中国中产阶级的三个标准，并采用一项2011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CASS－CGSS数据)进行实际分类，描述当前中国中产阶级的构成现状，估计它的规模数量。
在确定中产阶级划分标准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理清中产阶级这一概念的含义。中产阶级( middle class) 从英文含义上顾名思义，指处于社会中间位置的人群，从这一理解来说，把middleclass 翻译为中间阶级更为准确，但由于这一词汇在最初被引入中国时被翻译为中产阶级，它就习惯使然地延用下来。不同的社会，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对于社会中间位置的理解也是不同的，从而中产阶级人群的构成也有所不同。“中产阶级”一词最早出现于英国人詹姆斯·布拉德肖( Jamesbradshaw) 于1745年撰写的一本小册子③里，当时人们所理解的中产阶级是处于贵族与农民之间的社会阶级，主要是指新出现的资产阶级(商人或工厂主等)，以及在城镇中新出现的一些社会人群(被称之为平民或市民”town－dwellers”)，这个新出现的中产阶级推动了法国大革命。
很显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贵族是上层阶级，而农民是下层阶级，资产阶级成为中产阶级。马克思及许多与他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是统治阶级(上层阶级)，工人阶级是受压迫阶级(下层阶级)，其它社会人群构成了中间阶级——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和知识分子)和农民，后来的一些革命家(包括列宁和毛泽东)也坚持类似的看法。这种传统的中产阶级概念是从社会关系视角来定义中产阶级，在上述理论家看来，所谓的中产阶级，是指处于两个主要的社会阶级之间的一个构成混杂的群体。
在欧洲封建社会晚期，以资产阶级和市民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的兴起，推翻了由贵族阶级统治的封建社会，促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是推进社会变革的力量，他们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则是一个逐步消亡的阶级，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必将两极分化为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它社会成分都将逐步缩小而消亡。中产阶级的主要部分(农民和小业主、手工业者等)必将无产阶级化而加入工人阶级队伍，而知识分子则可能分化，一部分成为统治阶级的支持者，另一部分加入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
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中产阶级并未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逐步缩小而消亡，相反，由于白领职业人群的扩张，中产阶级规模不断增长，而工人阶级的数量则不断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产阶级在欧美发达社会中成为主导性的阶级。这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不得不修正原来对中产阶级的看法，承认中产阶级不会消亡而是成为社会的最主要构成部分。新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中产阶级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把原来对工人阶级的期望转到中产阶级身上，他们把中产阶级看作为引领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新阶级，尤其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和新技术的专业人员，会成为社会的主导阶级，他们把这部分中产阶级称之为新中产阶级，而马克思所说的中产阶级(农民和小业主、手工业者等)被称之为老中产阶级，这部分人——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数量在减少。
另一派新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坚持马克思的工人阶级革命理论，这一派的部分理论家认为中产阶级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利益冲突中处于矛盾地位，态度会摇摆不定，而另一些理论家则认为中产阶级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所谓的“新工人阶级”。总体而言，有关中产阶级的理论论述中，各种马克思主义的中产阶级理论一直居于主导地位，上世纪80和90年代，基于新马克思主义中产阶级理论和几十个国家的大规模调查数据，各国社会学家对中产阶级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引发了中产阶级研究的高潮。但本世纪开始以来，有关中产阶级的研究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越来越远。
与上述的马克思主义中产阶级理论不同，另一种中产阶级概念不是通过社会关系视角来定位中产阶级，而是在社会等级分层系统中划分中产阶级，这一取向被称之为等级分层视角，与社会关系视角相对应。等级分层视角，顾名思义，就是在一个社会地位高低等级排列体系中确定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就是处于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的中等地位人群，他们在各个系列的社会经济地位(如职业声望、收入、教育和消费等)排序中都处于中间等级。这一取向的中产阶级分析，大多数是统计技术派，较少进行理论阐述，其研究者着重于划分指标的操作性和精确性。
如果硬要说到理论渊源，这一取向可追溯到马克斯·韦伯有关中产阶级的少量论述。韦伯所谓的中产阶级，主要是指专业人员和企业家，他当时对中产阶级发展命运的预测与马克思相反，韦伯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层制发展，中产阶级必将壮大。
最早应用这种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概念，是英国政府统计部门( General Ｒegister Office) 于1913 年发表的、由统计学家史蒂文森( T．H．C．Stevenson) 所做的阶级分类报告④，史蒂文森把处于上层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人群归类为中产阶级，主要包括专业人员、经理人员和高级公务员。这些人具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领取薪金的白领职业人员。虽然他们也像产业工人一样受雇于人，不占有生产资料，靠领工资谋生，但由于他们拥有较多的人力资本，掌握专业技能，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高于工人阶级，韦伯理论家们认为他们具有较好的“市场状态”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欧美社会中的白领职业人群迅速膨胀，成为社会主体人群，他们在社会经济地位等级分层中居于中间位置，被认为是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⑥。近十年来，有关中产阶级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采用这种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概念，相关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当今大多数欧美发达社会，中产阶级在社会人口中的比例超过半数，在一些北欧国家，中产阶级比例甚至超过人口的80%。
中国人对中产阶级概念的理解
对于中国人来说，中产阶级这个词汇是一个舶来品，中国人对中产阶级一词的含义理解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中产阶级概念的影响，但在引入过程中，中国人也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赋予中产阶级概念新的内含。在欧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已成为最庞大的社会人群时，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词汇。
改革开放之前，只有毛泽东等少数革命理论家使用过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这类词汇。他们对中产阶级概念的理解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相关论述，即中产阶级是处于统治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各种混杂人群。不过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现实对马克思的中产阶级构成成分进行了一些修正:民族资产阶级被认为是中间阶级的一个部分，无产阶级革命可以争取他们的支持;对数量庞大的农民人口，毛泽东进行了细致的区分，地主是统治阶级，富农和中农是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的一个部分)，贫农是无产阶级。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原有的中间阶级的一些部分(如民族资产阶级和小业主)被消除，被保留的部分——小资产阶级(富农、中农、手工业者以及知识分子等)——需要进行改造，使他们成为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当今中国人对中产阶级的理解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中产阶级理论没有多大联系。
另外，这一时期，有一些较为激进的知识分子在大力提倡政治民主，他们也是新马克思主义中产阶级理论的支持者，他们认为，中产阶级——主要是指企业家阶层——是推进民主政治的力量⑦。不过，这些理论家和研究者只是对中产阶级问题进行理论讨论，从未尝试明确中产阶级的概念界定和划分标准。
这股理论思潮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戛然而止，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几乎很少有人讨论中产阶级问题。只有一些官方理论家对西方的“中产阶级理论”进行批判，认为这种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理论，其目的是企图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他们还声称，所谓的发展中产阶级就是要在中国培育一个资产阶级，并进而改变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因此，他们指出，“社会主义中国不允许出现一个‘中产阶级’”，“在社会主义，中产阶级理论是分裂工人阶级，把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从工人阶级队伍中分离出来，成为颠覆社会主义的力量。”⑧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社会学家把西方的“现代中产阶级”概念引入内国，他们从等级分层视角界定中产阶级，即中产阶级是处于中等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他们注意到，在中国社会，这一中间人群的数量在增长。他们预测，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中产阶级将会发展起来，成为社会的主体。
由于中产阶级研究和“中产阶级”这一词汇的使用在当时还受到很大的限制，在意识形态方面是一个禁区，因此这些学者采用了其它一些词汇来取代“中产阶级”一词，比如“中间阶层”、“中间阶级”、“中等阶级”、“社会中间层”等等。在使用这些词汇时，他们强调的是等级的特性而不是关系的特性，按这种理解，处于社会各个维度分层(尤其是收入分层)中间位置的那一部分人就是中产阶级，比如，当时著名社会学家李强就撰文指出，“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是指生活水平、财产地位处于中等层次的社会群体”⑨。
另外，对于中产阶级成员的主要构成成分，他们也认同西方社会学的新中产阶级概念，即中产阶级的主体部分是领取薪水的白领职业人员。对于中产阶级一词的这种理解，使国内社会学家与西方社会的现代中产阶级概念逐步接近，他们也尝试模仿西方社会学家设计的中产阶级分类模式(主要依据职业标准)，采用全国调查数据，划分出中国中产阶级，估计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不过，这种现代中产阶级观的社会学讨论仅限于社会学研究领域，对于社会公众影响很小，大多数中国人在这一时期还未听说过中产阶级一词。
真正促使中产阶级问题成为全社会的热门话题，让大多数人知道中国社会存在这样一个群体，是商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服务提供者以及相关的传媒人士，是他们发现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本世纪的初期，在某些较昂贵的商品销售广告和宣传品中，“中产阶级”这一词汇成为极具诱惑力的广告用语，比如，房地产项目的广告宣称他们的房地产是“中产阶级的家园”或“中产阶级社区”; 中高档轿车销售时声称某一品牌的汽车是专为“中产阶级”或“专业人士”量身打造;某些中高档的家俱、装饰品或日用品的销售宣传声称他们的产品具有中产阶级的品味和风格;而一个网站的宣传口号是“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城市中产阶级小区居民的第一生活品牌”。一时之间，“中产阶级”一词成为广告和传媒中极为盛行的用语。于是，一些商业媒介的记者、经济评论家、企业的CEO们宣称“中国中产阶级崛起”⑩或“中国中产阶级浮出水面”11。
毫无疑问，在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条件下，这种所谓的中产阶级绝不是中间阶级(处于中等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而应该是中间阶级(社会学家所定义的中产阶级)的上层部分。符合公众舆论标准的中产阶级在中国人口中只占极少数，其比例不会超过10%。社会学家依据职业标准划分出的中产阶级人群的比例要远高于此，但社会公众不认可社会学家的中产阶级概念，社会学家依据职业等标准分类出的中产阶级，其大多数也不承认他们是中产阶级，因为他们自认为他们远没有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
与此同时，政府领导人和党内理论家也提出一些类似中产阶级的社会群体界定，比如“新社会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200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提出新的社会阶层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些新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非公有制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以及自由职业者等，这一部分人正是中国中产阶级中数量增长很快的部分。同时期政府决策者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也表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代表，同时也是这一部分中产阶级成员的利益代表。政府提出的与中产阶级概念更为接近的一个社会群体名称是“中等收入群体”。2002年11月江泽民总书记在16届中央全会上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目标，这被认为是政府试图促进中产阶级发展的一个政策信号。一些官方理论家和政府部门依据收入标准提出了一系列的中产阶级分类，并依据其分类估计中产阶级的人数和规模。
然而，这些中产阶级分类界定存在着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划分中产阶级的收入标准应该是多少?专家和学者提出的标准差距极大。有些人提出年收入5000美元以上即为中产阶级，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年收入达到30000美元以上的人才能称之为中产阶级。由于极大的地区及城乡收入差距，确定统一的中产阶级收入标准是极为困难的，因而，至今为止，依据收入标准划分的中产阶级以及依据这一标准估计的中产阶级规模未能获得广泛的认同。
上述介绍反映出，当代中国人对中产阶级概念的理解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差异，是社会公众心目中、按西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描绘出的中产阶级形像，与社会学家按中间地位人群标准分类出的中产阶级之间的差异。在西方发达社会，社会中间地位人群与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是重合的，但在中国社会，社会中间地位人群只有一部分能达到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实际上公众媒体所说的中产阶级与学者们定义的中产阶级是两个不同的群体范畴，这导致中产阶级划分标准难以确定，争论不休。
不过，最近五年来大众媒体和学者专家涉及中产阶级的议论，显示出这两个群体范畴在逐渐接近(但还没有完全重合)，这一方面是由于中间地位人群越来越多地达到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而另一方面，社会公众也逐渐淡化了中产阶级的高收入和高消费特征。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与身份标志虽然欧美国家的政府统计部门、智库专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曾设计过各国中产阶级的划分指标，并依据这些指标估计各国中产阶级的数量比例，但至今为止，没有那一种划分体系被人们普遍认可。
上世纪70和80年代，著名的美国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家赖特( Erik Olin Wright) 和英国新韦伯派理论家戈德索普( John H． Goldthor-pe) 分别提出了这两派理论的中产阶级划分体系，成为20 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研究中产阶级的经典模式12，但最近十几年这两种划分体系在中产阶级研究中较少被采用。赖特和戈德索普的中产阶级划分指标较为繁复，而且需要多个指标来确定。当今的研究者更倾向于简单的、有时是单一指标划分中产阶级，比如采用职业或收入，或者主观自我认定。
虽然在划分中产阶级的具体指标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但在欧美发达社会，人们对于中产阶级的一些身份标志有较高程度的共识。首先，中产阶级是从事白领职业的人，他们中的多数是领取薪水的人; 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通常接受过大学教育; 他们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收入处于中等水平; 他们享有舒适的生活条件，追求有品味的生活方式，在这方面，美国中产阶级更注重家庭的物质条件，而欧洲的中产阶级更强调文化品味和价值追求; 通常这些人在主观上也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
基于对中产阶级身份特征的认识，研究者常常采用其中一个或两、三个较容易操作化的身份特征，作为划分中产阶级的指标，社会学家最常采用的是职业标准，经济学者最常采用收入指标。社会学家依据职业标准划分出的中产阶级，其绝大多数也符合中产阶级的其它身份特征: 这些从事白领职业的人，受过大学教育，有稳定的工作和中等水平的收入，他们也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经济学家采用收入指标分类出的中产阶级，其大多数也符合上述身份特征，他们大多从事白领职业，受过良好的教育，多数人也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虽然其中会有一些人不是白领职业者，但通常也是技术工人或半白领性质的服务行业从业者。
有一些研究人员会采用主观自我认定指标，即让接受调查的人自己选择是不是中产阶级，大多数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人也符合中产阶级的其它身份标志，但也有一些在职业、教育水平或收入方面未达标，比如有一些低文化水平的蓝领工人或较低收入的人也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因此，通常情况下，研究者是把主观自我认定指标作为一种参考，比较自我认定中产阶级的人与职业或收入指标划分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和消费行为虽然也体现了中产阶级的身份特征，但在数据分析中难以操作化为具体的分类指标，因此较少作为中产阶级划分的标准。
社会学家把白领职业作为中产阶级的职业标准，白领与蓝领的职业区分作为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划分界线。与此同时，在白领职业中，社会学家又根据职业的专业性、管理权威、自主性和社会声望进一步区分上层中产阶级与下层中产阶级，上层中产阶级( upper middle class) 有时也被称之为专业中产阶级 ( professional middleclass) ，上层中产阶级的典型职业如律师、医生、会计师、大学教授、工程师、建筑师、作家、企业的中层管理者等。下层中产阶级( lower middle class)从事的职业为低层专业人员，技术性手工艺者，技师，或基层管理人员，其典型职业如企业中的销售人员、秘书、基层管理者等。
在以职业作为划分中产阶级的主要标准的同时，社会学家也时常考虑教育和收入水平。下面列举几位美国社会学家依据职业标准(及其就业状态13) 并考虑了教育和收入水平而做出的阶级划分。丹尼斯·吉尔伯特(Dennis Gilbert) 提出的等级性的阶级分类和中产阶级划分(2002)14:(1)资产阶级占社会成员的1%，他们是高层管理者(如CEO等)，高层政治家，巨额财富继承人，他们通常是常春藤(名牌)大学毕业生;(2)上层中产阶级占社会成员的15%，他们是受过良好教育(通常是大学教育)、保持中等水平收入并具有较大自主性的专业人员和中层管理人员;(3)下层中产阶级占社会成员30%，他们从事半专业性工作或技术性工种，他们的收入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上过大学并从事白领职业;(4)工人阶级占社会成员30%，他们从事蓝领职业，拥有中等教育水平，其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有所差异，但基本上都足以维持生计;(5)有工作的穷人占社会成员13%，他们是服务业的低层职员和蓝领工人，就业和收入不稳定，部分拥有中等教育水平;(6)底层阶级占社会成员12%;他们没有工作或没有全职工作，依赖政府救助，部分拥有中等教育水平。
威廉·汤普森和约瑟夫·希基 ( WilliamThompson＆ Joseph Hickey) 的阶级分类和中产阶级划分(2004)15:(1)上层阶级占社会成员1%，他们是高层管理者，社会名流，巨额财富继承人，年收入通常超过50万美元，通常是常春藤(名牌)大学毕业生;(2)上层中产阶级占社会成员15%，他们是受过良好教育(通常是大学教育)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其收入有所差异，通常年收入从数万美元至几十万美元;(3)下层中产阶级占社会成员32%，他们从事半专业性工作或技术性工种，他们的家庭年收入通常在3．5万至7．5万美元，部分接受过大学教育;(4)工人阶级占社会成员32%，他们是工作自主性很低的普通职员，粉领或蓝领工人，其家庭年收入在1．6至3万美元，他们拥有中等教育水平;(5)下层阶级占社会成员14－20%，他们从事低收入工作，依赖政府救助，部分拥有中等教育水平。
与社会学家不同，经济学家更喜欢采用收入标准划分中产阶级，在美国社会尤其如此。近十几年，美国一些智库机构的经济学家经常根据美国政府统计部门( U． S． Census Bureau) 的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确定相应的收入标准来划分中产阶级。虽然确定收入的标准有多种方法，但近几年经常被采用的一种方法是根据中位数收入(medi-an income) 来确定中产阶级的收入跨度。中位数收入是把所有人的收入由高到低排列，而位于最中间位置的人的收入就是中位数收入。
中位数收入把所有人划分为两半，一半人的收入水平在中位数收入之上，另一半人的收入水平在中位数收入之下。2008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中位数收入是50233美元，皮尤研究中心(Pew ＲesearchCenter) 提出，收入达到中位数的75%至150%的人就是中产阶级，也就是说，收入在37675至75350之间的人是中产阶级，但随后的调查发现，一些超出这一收入跨度的人也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
后来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Institution) 的著名经济学家加里·布特莱斯( Gary Burtless) 扩大了这一收入跨度，认为收入在50%－200%中位数收入的人都是中产阶级。后一种收入划分标准被更经常的采用。中位数收入实际上代表了收入分布中居于最中间位置的那个人的收入，而收入水平接近中位数收入的人可以被认为是收入分布中的中间阶层，如图1所示，假如居于最中间位置的那个人的收入是100元(中位数收入)，按布特莱斯划分标准——收入达到50%至200%的中位数收入的人就是中产阶级，那么收入在50元至200元之间的人就是中产阶级(或者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中等收入阶层)，收入高于这个范围的人是上层阶级(高收入阶层)，收入低于这个范围的人是下层阶级(低收入阶层)。
收入分配越平等的社会，就会有越多的人处于中间收入群体中，即中产阶级比例越高;而收入差距越大的社会，处于中间收入群体的人数比例越小，即中产阶级比例就越低。在北欧国家瑞典，按这一标准划分的中产阶级比例高达84%，在美国这一比例在58%，在巴西为44%，不同年度比例有所波动。
划分中国中产阶级的三个标准
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处于形成过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导致职业结构处于升级转型过程中，与此同时，收入分配的地区差异、行业差异和企业单位差异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确定中国中产阶级的划分指标远比西方发达国家复杂。
首先，上面介绍的西方中产阶级划分标准显示，其划分出的中产阶级就是中间阶级(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间位置)，但在中国社会，正如本文第二部分介绍的，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间位置的中间阶层与达到西方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中产阶级是两个群体范畴，即按照布特莱斯划分标准所归类出的中等收入阶层并非人们所想像的中产阶级。
其次，中国目前职业标准化程度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同一种职业的社会声望、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等在地区、行业和单位之间的差距较大，同时，同一个人在职业、收入、消费、教育等分层维度的位置也有差异，不像西方发达社会那样重合度较高。因此，在选择中国中产阶级划分指标时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问题是要区分中产阶级与中间阶级(我们可以称之为中间阶层)，中国人所理解的中产阶级，可以对应西方中产阶级概念中的上层中产阶级(但并非完全等同于西方的上层中产阶级)，西方中产阶级概念中的下层中产阶级可以对应中国人常用的一个词汇——工薪阶层(但并非完全等同于西方的下层中产阶级)。
这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至少包括了两个部分——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除了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以外，中国社会还有一部分人——小业主和小雇主，他们构成了中间阶层的第三个部分(参见下面的说明)。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中产阶级及其中间阶层划分应该采用多元指标而不是单一指标。在这一方面，美国社会学家吉尔伯特等人以职业、教育和收入三个指标划分中产阶级的模式值得借鉴。职业是基础的分类指标，但仅以职业这个单一指标来划分中产阶级——即所有从事白领职业的人都是中产阶级，显然不符合中国的社会现实，一些白领从业者收入水平较低，就业缺乏保障，生活状态不佳，其中一部分教育水平也较低，其社会经济地位更接近于工人阶级而不是中间阶层，更不可能是中产阶级。因此，划分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时，在以职业分类为基础的同时，也要考虑教育和收入水平，尤其在目前情况下，大多数中国人对于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的标准选择特别看重收入水平指标。
决定了上述两个原则之后，我们首先依据西方学者的中产阶级职业、教育和收入标准来划分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也就是说，把拥有一定教育水平(教育标准)和中等收入水平(收入标准)的白领职业从业者(职业标准)归类为中间阶层。不过，在职业分类方面，我们需要注意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相当数量规模的个体工商户、农业或运输业专业户、建筑等行业的包工头等各种小业主和小雇主，他们通常拥有中等或中等水平以上的收入，但其中有一部分所从事的经营活动属于半蓝领或蓝领职业。
如果按照严格的白领职业界定，他们就被排除在中间阶层之外。这类人被西方中产阶级理论家称之为“老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相对应)，在西方发达社会所占比例很低，在中产阶级研究中常常被忽略不计。但在中国社会，这部分人是不能被忽略的，他们应该是中间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他们甚至成为中间阶层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在进行职业分类时，我们把这些人归类为符合中间阶层的职业标准。
在设定教育水平标准时，我们也根据中国人口的教育水平略调低西方学者所设定的中产阶级教育标准(上层中产阶级拥有大学及以上教育水平以及下层中产阶级拥有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中国人口的教育水平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只占少数，高中教育只在城市中接近普及，而在农村远未普及，初中教育也只在最近几年得到普及。我们发现，目前白领职业从业者当中有一部分未达到中等教育水平。如果以中等教育水平作为中国中间阶层的教育基准线，将把相当一部分白领职业者排除在中间阶层之外。
与此同时，个案深入访谈的结果显示，中国人对中产阶层和中间阶层的身份认定更看职业和收入标准，把教育标准放在较为次要的地位。因此，本文把小学教育水平确定为中国中间阶层的教育基准线，把初中教育水平作为中产阶级的教育基准线。另外，有一些中小企业主原来是农民或工人(所谓农民企业家)，教育水平未达到初中水平，但他们拥有较高的收入，被公众普遍认为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因此，进行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的划分时，对于中小企业主将不考虑其它教育水平高低，只要其收入达到相应标准，就被归类为中产阶级。
关于中间阶层的上层与下层的职业区分，我们参照西方学者的分类，即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中小企业主是上层中间阶层，我们可以称之为中产阶级;其它白领从业人员以及小业主和小雇主是下层中间阶层，下层中间阶层又有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工薪阶层，即中下层白领从业者;另一个是小业主阶层，其成员包括各类个体工商户、农业或运输业专业户、建筑等行业的包工头等。职业标准和教育标准比较易于确定，在数据分析中也易于操作，然而，收入标准的确定则十分困难。
在当前中国社会现实环境下，在收入贫富分化突出和地区差异巨大的情况下，如何确定中等收入水平的区间范畴，如何划定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的收入基准线?这的确是难以解决的问题。表1列出2011年CASS－CGSS数据统计的16－70岁非学生人口的平均收入和中位数收入16，以及收入在平均收入之上的比例和收入在50%－200%中位数区间的比例。数据显示出极大的地区差异，不仅城市人和农村人的收入水平差距极大，而且一线城市与普通城市和小城镇的收入水平也差距很大。
另外，平均收入与中位数收入差距极大，这表明收入差距很大。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的收入标准是十分困难的。如果以全国16－70岁非学生人口的中位数收入作为参照标准，即年收入7500－30000元为中间收入区间，可能绝大多数城市人不能接受这样的划分标准，尽管从全国范围来看，的确约50%的人的收入在这个区间内，但在城市这个区间的下线7500元(相当于每月625元)绝对处于低收入水平，甚至可以说接近了贫困水平，其中位数15000元(相当于每月1250元)也应是低收入。
在个案访谈中我们发现，排除一线城市的居民，多数人(包括城市\镇\农村居民)在选择中间阶层收入基准线时，较为接近于普通城市的中位数收入(24000元)和中间收入区间(12000－48000)，但对中产阶级收入基准线的选择大多超过普通城市的中位数收入(41518)。一线城市居民选择中间阶层和中产阶级收入基准线远远高于其它地区。
考虑到上述这些复杂的因素，本文最终决定把普通城市的中位数收入(24000元)作为中间阶层的收入基准线，把一线城市的中位数收入(30000元)作为中产阶级的收入基准线。
根据上述划分标准，本文采用2011年CASS－CGSS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估计了中间阶层和中产阶级在16－70岁非学生人口中的比例。中间阶层在全国范围的比例是22．1%，在城市是41．7%，在镇和农村的比例分别为24．2%和6．7%(参见表2)。
表2列出了不同定义的中产阶级比例:中产阶级I实际上是中间阶层中的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企业主(初中及以上教育水平);中产阶级II是年收入30000元及以上水平的中间阶层;中产阶级III则是按本文设定的中产阶级标准(同时满足职业、教育和收入三个条件)划分出的中产阶级，即拥有初中及以上教育水平和30000元及以上收入的上层白领人员(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企业主)。因此，满足三种条件的中产阶级，在全国范围的比例仅有7．7%，在城市中的比例也不高，只有16．7%，在镇和农村的比例更低，分别只有4．9%和1．4%。
总结:如何扩大中间阶层和中产阶级
目前中国社会公众对于中产阶级的概念定义和划分标准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与中产阶级是两类不同的人群，中间阶层的成员仅有约三分之一的人(7．7/22．1)是中产阶级，而且还是在教育水平标准(初中及以上教育)和收入水平标准(年收入30000元及以上)都定得比较低的情况下。按目前的汇率计算，30000元人民币只相当于约5000美元。
目前中国社会不仅中产阶级在人口中的比例很小，而且中间阶层的比例也比较低，在全国范围，中间阶层的比例不到四分之一。庞大的低收入农民人口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农民工群体，以及相当数量的贫困失业人群，制约了中间阶层和中产阶级的规模。要扩大中产阶级，首先要扩大中间阶层，让更多的农民、农民工和城镇蓝领工人进入中间阶层的行列，与此同时，要让更多的中间阶层成员提升职业地位、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而进入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
最近十几年来快速的高等教育扩张、城市化推进以及近年来的经济结构转型，都有助于扩大中间阶层和中产阶级。但是，目前的扩张速度并未让急想加入中间阶层和中产阶级的民众满意。成为中产阶级是许多大学毕业生年轻人的梦想，成为城市中间阶层一员是众多的80后和90后农民工的梦想，然而，城市中的高昂房价，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低层白领职业岗位竞争激烈而且收入偏低，以及自主创业和个体经商环境恶劣，阻碍着年轻人实现他们的梦想。政府决策者需要系统考虑扩大中间阶层和中产阶级的思路，从多个层面采取扶助政策，让更多的中青年人、用更短的奋斗年数迈入中间阶层和中产阶级行列。
①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趋势的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85－512页;李春玲:《比较视野下的中产阶级形成:过程、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后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7－146页;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的多重面貌》，李培林等主编《金砖国家社会分层:变迁与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305－324页;李春玲:《中产阶级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第210－218页;李春玲:《寻求变革还是安于现状:中产阶级社会政治态度测量》，《社会》2011年第2期;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状况》，《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③这本小册子题为《防止爱尔兰羊毛进入法国》。
④Leete，Ｒ． and Fox，J． ( 1977) ，“Ｒegistrar General ＇s Social Classes: Origins and Uses ”， Population Trends，8: 1 － 7;Szreter，S．Ｒ． S． ( 1984) ，“The genesis of the Ｒegistrar Gener-al’s social classification ofoccupations”，British Journalof Soci-ology，35，4: 523 － 546．
⑤Erikson，Ｒ． and Goldthorpe，J． H． ( 1992) The Constant Flux．Oxford: Clarendon．
⑥C．莱特·米尔斯:《白领:美国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⑦韩虎龙:《中产阶级与中国民主化进程》，《理论探索》1989年第2期。
⑧何建章:《论“中产阶级”》，《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2期;方才金:《关于“中产阶级”问题的思考——兼谈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湖北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吴健、李晓辉:《“中产阶级论”评析——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问题的理论考察》，《教学与研究》1990年第5期。
⑨李强:《关于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⑩罗必良:《“中产阶级”在崛起》，《商业时代》(半月刊)2002/11/25总第233期;傅宏波:《正在崛起的中国中产阶级》，《观察》2004年第4期;徐江:《新中产阶级崛起:中国富裕时代的开始》，《经贸世界》2001年第8期。??
11陈小雅:《中国中产阶级浮出水面》，《商业文化》2002年第2期。??
12Erik Olin Wright，1979． 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John H． Goldthorpe，1987．Social Mobility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Oxford:Clarendon Press．参见李春玲、吕鹏《社会分层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 86 － 124 页。??
13就业状态包括:(1)是雇主还是受雇人员;(2)是管理者还是普通员工;(3)是就业稳定的正式职工还是缺乏就业保障的临时工、非全职工或失业。??
14Dennis Gilbert，2002，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In An Ageof GrowingInequality． Belmont，CA: Wadsworth．??
15William Thompson ＆ Joseph Hickey，2005，Society in Focus．Boston，MA: Pearson．??
16.2011年CASS－CGSS数据计算的人均收入和中位数收入均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农民居民人均收入，这是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导致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均收入是由家庭人均收入计算而得——所有人的收入加总再除以所有家庭的总人口数，其统计包括了没有收入的未成年人和老人。而本文统计的是16－70岁非学生人口的人均收入，统计范畴是有工作或没有工作的劳动人口。通过对各类人群的深入访谈，我们发现，中国人在讨论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的收入标准时，更经常地依据个人收入水平，而不是家庭人均收入。因此，本文采用个人收入的中位数而不是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