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83年秋天，宋国发大水。
宋的疆域，主要在今天河南东部，境内河流众多，有“八水过宋”之称，国都商丘就位于睢水北岸。
发大水这一年，是宋后湣公上位第九年，按《春秋》纪年，是鲁庄公十一年，惜墨如金的《春秋》给了四个字：“秋，宋大水。”
这场水有多大，涉及面积有多广，是宋国全境还是仅限于睢水流域，史料憾缺。不过，连《春秋》都写了，灾情肯定很严重。按《左传》的记载，连隔壁鲁庄公都派人来慰问了。
要知道，不久之前鲁宋还干了两仗，分别是乘丘之战和鄑zī之战，宋军两连败，都因为鲁军不讲武德：乘丘之战是鲁军半夜扮老虎搞偷袭，鄑之战也是，宋军还没摆好阵势，鲁军就发动突然袭击。
所以，宋鲁两国积怨肯定不小。但只是两个月不到，宋国大水，鲁庄公就派人来慰问，估计也是想着，山川异域，风雨同“周”，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必须慰问。
宋后湣公见到鲁国使者，应该有点意外，有没有说“何劳贵使远涉”之类的话，不得而知，因为《左传·庄公十一年》没说，只是记录了鲁国使者的话：“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
粢zī盛，原指祭祀用的谷物，引申为庄稼；吊，就是慰问。这句话意思就是，老天连降暴雨，贵国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我们怎么能不来慰问。
注意宋后湣公怎么回答：
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
我不敬上天，所以上天降灾，还让贵国为我们担心，实在惭愧。
《史记·宋微子世家》也写到这事，宋后湣公的话略有不同：
愍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
我对鬼神不够恭敬，执政又一塌糊涂，天才降大水。
不管哪个版本，意思都差不多，宋后湣公把自然灾害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虽然这只是口头对外国使者这么说，但也是妥妥的“罪己”了。
臧文仲曰：“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名礼，其庶乎。”(《左传·庄公十一年》)
臧文仲认为，宋国要复兴了。上古时代，夏禹、商汤这些君主碰到国家出问题时，都勇于“罪己”，所以夏之初、商之初都是快速发展的盛世；跟他们相反的，是夏桀、商纣这一类君主，动不动就甩锅给别人，所以夏、商就亡在他们手上。还有，发生灾害时，对前来慰问者自称‘孤’，这是合乎礼的。宋君如此谦恭有礼，宋国有希望了。
臧文仲话中的“其兴也勃焉”、“其庶乎”，是重要的事情说两遍，都是宋国要复兴的意思。
《左传》在这段只有一百多字的记载中还玩了一个反转：
既而闻之曰公子御说之辞也。臧孙达曰：“是宜为君，有恤民之心。”
臧文仲刚给宋君的话点了个赞，就听说宋君的“自罪”其实不是他自己的话，而是他弟弟公子御说yuè教他说的。
这就尴尬了。
但臧文仲立马又完美找补说，那公子御说就该当国君了，因为他“有恤民之心”。就是会体恤、爱护百姓。
为什么这样就能看出公子御说有“恤民之心”？
农业社会，百姓靠天吃饭，自然灾害一来，首当其冲的就是农作物，所以灾害必带来饥荒，没个两三年很难过去，每一场饥荒，饿死的都是普通老百姓，这个时候，就需要各诸侯国的救援了。
而诸侯救不救援，跟受灾国的国君在关键时刻的言行关系非常大。这一次鲁国使者到宋国慰问，肯定不会空手而来，先带点救援物资，那是必须的，然后看你宋君的态度，再决定要不要发动其他诸侯来救援。
宋后湣公肯定有点不知所措。前面说过，不久前刚跟鲁国两战两败，极有可能在国内宣传鲁军如何不讲武德，没想到受灾后第一个伸出援手的竟然就是这个死对头。拒绝吧，等于关上了外援之门；接受呢，怎么说话才得体？
公子御说就向他哥支招说，你一定要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这不是打悲情牌，而是树立一个负责、爱民的明君现象，才有助于跟鲁国修好，又能得到更多援助。
于是，才有了宋后湣公对鲁国使者说出的这一番话。
都是聪明人，臧文仲一听就知道公子御说的用意，所以才认定他有“恤民之心”，还觉得他更适合当国君。
臧文仲看人还是很准的。第二年，宋后湣公无意中羞辱了大将南宫万，结果被他杀了，宋国在经过短暂的内乱之后，公子御说被推举为新的国君，他就是宋桓公。
宋桓公在位三十一年，政绩可圈可点，宋国在他手上虽然没能成为大国，但也频频在国际舞台上亮相，甚至参与了帮周王室平乱的联合维和行动，也曾对受灾的卫国百姓伸出人道援助之手，国内外评价都很高。而他的儿子，就是著名的宋襄公，在宋襄公时代，宋国可算真的复兴了，这也跟宋桓公打下的基础有关。
可能会有朋友不解，天灾不是自然灾害吗，怎么可以说是因为国君“政不修”而导致的？这不科学吧。
请别用今天的科学去挑战古代的神逻辑。那真是神逻辑，而且是在东西方君主制国家都通行的，也就是所谓的“君权神授”。君主的权力，是上天(天神)授予你的，你滥用了这个权力，或者逆天行事，上天就要惩罚你，而惩罚的方式，例牌就是降灾了。
所以，从夏禹、商汤开始的“罪己诏”，都是按这个神逻辑来的。哪怕是演戏，他们也有演员的自我修养。
但是，到了秦朝，“罪己诏”就被取消了。秦相吕不韦为了维护始皇帝的“定一尊”(《史记·秦始皇本纪》)，特别设立了“祕祝”这一官职，表面上看，祕(也作秘)祝官负责向神灵祈祷，实际上，它是给皇帝甩锅用的。按《史记·封禅书》的说法：“祝官有祕祝，即有灾祥，辄祝祠移过于下。” 按唐代历史学者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解释：“谓有灾祥辄令祝官祠祭，移其咎恶於众官及百姓也。”
也就是说，一发生天灾，即令祕祝官向上天祈祷，将罪过甩给众官及百姓。
所以我们看《史记·秦始皇本纪》，灭六国之后，满满的都是嬴政到处勒石吹捧自己的记载，什么“功盖五帝，泽披牛马”，怎么伟大怎么来。而他儿子胡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直到被杀前，还在埋怨身边的太监没对他说真话。
从不罪己的秦皇，果然“不可一世”，二世就亡了。
而吕不韦发明的这种甩锅制度，一直延续到汉初。之前讲过，刘邦开国后，“汉承秦制”，就把祕祝官也继承过来。不过，汉文帝刘恒上台的第十三年，他就把这制度给取消了。他是这么说的：
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史记·孝文本纪)
“我听说，天道运行，祸从怨起，福由德兴。百官的过错，应当由我一人承担。可现在秘祝官把过错都转移给臣民，结果是突显了我的失德，坑我呢，赶紧取消。”
从此，制度化的甩锅，就此消失。不管真心假意，汉文帝应该也是历史上下“罪己诏”次数最多的帝王，他开启的“文景之治”，也就成了两千多年历史上数一数二的盛世。
但是，汉文之后，有多少帝王能给自己下罪己诏呢？更多时候，是祕祝官名亡实存，帝王们自己当然乐于甩锅，而乐于帮帝王甩锅、背锅的，更是江山代有奴才出。
千言万语一句话：千错万错，都是下面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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