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怎么死的(秦孝公以后的秦王)

秦孝公为何会早逝,他与商鞅谁更艰辛劳累?

人的寿命长短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孝公早逝除了其生命基因、生活环境、生活习惯等重要因素外,我认为其短寿的原因主要与他太过劳心而透支生命有关。孝公与商鞅谁更艰辛劳累这个问题很明显,用现在的话说,孝公是老板,负全责,压力最大,公司的一切都须操心,面面俱到,压力山大。商鞅被孝公聘来的CEO,是帮老板打工,虽说也尽心尽责,鞠躬尽瘁,但毕竟是助手,责任和压力自然没法与老板比,何况在商鞅来秦前,孝公已操劳多年,所以当然是孝公更艰辛更劳累了。

人在遇到困境的时候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自暴自弃,自生自灭;另一种就是发愤图强,绝地重生。

秦国从春秋时代穆公称霸后,便逐渐沉寂下来,到秦献公继位之前,更是经历了四代动乱,频繁内斗消耗了秦国多年积累起来的国力,秦国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秦献公继位后在军事上面接连获得了几次对外战争的胜利,极大的鼓足了秦人的士气,但也让本来就在经济上捉襟见肘的秦国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光靠战争和一腔热血,是解决不了秦国多年遗留下来的国力贫弱问题的。秦献公的一辈子都在厮杀,但是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意识到这解决不了秦国的问题。但是他已经老了命不久矣,只能把这个重担交给儿子去完成了。

秦国秦献公去世以后,其子嬴渠梁继位为秦孝公,秦孝公继位的时候已经二十一岁了,他清楚的意识到秦国面临的是生存问题,此刻秦国的内外部环境都很不利。从外部环境来讲:这时候黄河崤山以东有六个强国,淮河、泗水流域十几个小国林立,楚国、魏国和秦国接壤,魏国修筑有一道长城,从郑县沿着洛水直到上郡。楚国自汉中向南占有巴郡,黔中等地,各位都把秦国当做未开化的蛮夷之邦,予以鄙视,不准秦参加中原各诸侯国的会议盟誓。从内部环境来看,秦国无法久矣,国内的保守贵族势力控制了国家大部分权力,秦君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制约,同时多年征战让秦人生活困苦,大多数人战而无功、战而无爵,缺乏为国家而战的动力。

目睹这种情况,秦孝公决心发愤图强,整顿国家,修明政治,让秦国强大起来。秦国已经到了不变不行、不改既亡的危险境地了。守成不为自己会很轻松,但于国却没有好处,进取自己会经历百般辛苦,但国家可以获得长治久安。面对选择,秦孝公选择了后者,选择了一条最为艰辛的路。

想改变就要知道目前的问题在哪儿,找到关键确定改什么、变什么,不然就是欺世盗名的假道学。

秦孝公是要做实事的,因此,他首先分析了秦国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通过分析秦国当前的情况,秦孝公意识到秦国现在最缺少的是人才,因为秦国贫弱,天下有才能的人都不屑于入秦,于是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向东方各国征求人才。这份求贤令文字不多,行文也不华美,但是在魏国的中庶子商鞅看来,却是五百年来的雄文。因为文中不仅承认了秦国国君的无能,也提出了秦孝公自己的主张,将它公诸于众,不开空头支票,天下人都可以监督于自己,从中可以看到秦孝公变法图强的决心和勇气。

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本纪》

求贤令第一部分回忆了秦国秦穆公时期建立的霸业;第二部分则说了秦国四任君主的昏庸无能,导致了秦国国力大损为诸侯所不耻;第三部分说秦献公继位后励精图治,为企图恢复秦国往日的霸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秦孝公写出了自己继承秦王之位后诚惶诚恐,生怕国家不能发展,辜负了先王的重托,成为秦国的罪人。秦孝公虽然有变法图强的决心,身边却没有像名相百里奚一样的贤臣,因此发布了这份求贤檄文,渴望能够得到辅佐自己达成目标的有志之士、有为之人,给予其封疆裂土、高官厚禄都在所不惜 。

因为有了秦孝公这样英明的君主,才能吸引来商鞅这种百年难遇的变法强臣。

秦孝公的这份诚心,打动了当时在魏国不得志的商鞅,商鞅西行入秦。在见秦孝公之前,商鞅先找到了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要想说服一个大人物,首先让这个大人物身边的信任之人能认同自己,这一点十分重要。通过和景监的攀谈,商鞅获取了景监的信任,景监也决定将这位大才引荐给秦孝公。

商鞅见到秦孝公后,采用了“先抑后扬”的办法,先给秦孝公谈王道,谈霸道,搞得秦孝公昏昏欲睡。秦孝公斥责景监,问他为什么将庸才引荐给自己,白白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间。

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史记·商君列传》

直到这个时候,商鞅才最终提出了自己的富国强军之策,秦孝公听得津津有味,两人秉烛长谈,竟然几天几夜都没有终止。

变法的阻力是巨大的,老氏族的代表人物甘龙和杜志极力反对变法。于是秦孝公在王宫组织了一次论辩,让商鞅和守旧势力展开论战,说明秦国到底需不需要变法。表面上看是想让商鞅将甘龙、杜挚说的哑口无言,但实际上双方却是平分秋色。变法与不变法要根据具体的国情而定,并不是一定就要变法,变法怎么变也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但通过这次论辩,秦孝公进一步确立了自己变法的决心,因为无论甘龙、杜挚也罢,商鞅也好,真正决定变法或不变法的关键在于秦孝公。这次论辩的实质是秦孝公让商鞅给自己一个必须变法的理由,来坚定自己变法的决心。

很多人提到商鞅变法,总是说商鞅是变法的主导者,而实际上商鞅不过是变法的策划和执行者罢了。

变法的决心要秦孝公来下,变法中的阻力需要秦孝公解决,商鞅的职责是制定法律的细则,并负责严格的执行,在遇到阻力和困难的时候,尤其是面对太子犯法的时候,只能由秦孝公亲自出面,没有君主的支持,变法便不可能成功。变法成功了,最大的受益者是秦国,变法失败了,最大的遭殃者则是秦孝公。

鞅曰:“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师。”——《史记·秦本纪》

作为主导和决策者,秦孝公是当之无愧的王者,但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却不是他的强项,而这是精于刑名之学的商鞅的强项。因此在太子犯罪的问题上,商鞅负责提出了一个最为合理的解决方案,秦孝公则是决定是否按这个方案去做。

对魏国发动河西之战,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重新获得了河西之地,而在于通过这次战争培养了新势力,为秦法传承不绝创造了条件。

提到秦国和魏国的河西之争,大多数人的关注点是秦国锤炼的新军。毕竟这次战斗的战果太辉煌了,吴起为魏国打造的魏武卒,曾创造过以五万击破秦军五十万之众的辉煌。而商鞅和秦孝公锤炼着秦国新军,却在河西之战中击败了魏武卒,打破了其不败的神话,扭转了秦军的颓势,令秦人为之一振。

对于这件事,人们谈的最多的是商鞅不仅是法家也是兵家,他在改革上有很大的作为,在军事上也同样有很杰出的表现。也有人会议论商鞅不讲信用,利用欺诈的手段,欺骗魏国主将公子卬,获得了这场战争的不义之胜。但实际上,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河西之战的意义在于:培养了一批秦法坚定的支持者和捍卫者。

因为按照秦法,立有军功就可以获得爵位,一大批年轻人通过杀敌立功,实现逆袭进入了贵族阶层,从而对秦的老氏族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和威胁,这个阶层获得权力或者命运的改变依靠的是秦法,因此,他们是秦法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捍卫者。

秦孝公和商鞅都清楚,光靠他们无法让秦法得以传承,继任的君主也没办法保证秦法继续推行,真正要让秦法成为成不变之法,唯一的方法就是让所有秦法的受益者成为秦国的当权者,这样才能保证秦法传而不绝、延而不断。如果说的艺术一点:融入秦人的血肉和思想,成为秦人生命中的一部分。

商鞅之死是秦孝公为保证秦法继续推行,成为秦国不变之法的最后一招。

秦国变法三年有成,在这三年期间,商鞅出入宫闱都有卫士守护,面对指责他义无反顾,但这勇气和无畏的背后,是秦孝公坚定的支持和对反对的势力的压制。变法的实质是改变旧有的权力格局,进行重新的利益分配,这种事情没有国君的全力支持和绝对信任,是不可能实行的。做为既得利益者,没有人会主动放弃自己的一切,但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很多,因此就缺少进取的动力,这对于国家来讲是极为不利的。甘龙、杜挚做为代表,不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更是为了维护整个老氏族的利益,对于他们来讲,秦国的新生就是他们的末日,他们自然要极力反对。

但在秦孝公执政的时候,对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老氏族只是采取了压制,并没有做到赶尽杀绝,因为时机未到,新生的势力还不足以彻底取代老氏族,换血的工作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彻底完成,这些秦孝公是清楚的。因此秦孝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于商鞅所面临的处境也是洞若观火的。

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为反,而卒车裂以徇秦国。——《史记·秦本纪》

但商君死秦法不可废,商鞅的死是彻底铲除守旧势力的关键一步棋,与其说商鞅护法的伟大,不如说是秦孝公早有安排,他的安排不是如何保护商鞅,而是如何利用商鞅之死,彻底扳倒守旧势力,完成秦国的蜕变,实现自己“大出东方”的夙愿。

秦孝公没有失望,他的继任者秦惠文王完成了秦一统天下的第二步,秦成为了影响战国局势的举足轻重的力量。

因此,在讨论商鞅变法的时候,不要忘记站在商鞅背后的秦孝公,所谓支持也不是口头说说而已,而是采取雷厉风行的态度,铁腕护法的手段,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决心,干一场颠覆旧秩序、创造新国家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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